四川九牛成為新政的受益者之一。 IC photo
記者 季禹
1月3日，2024年第二個工作日，中國足協連續發布多篇公告。最受外界關注的有三條：一是中超可同時登場外援數增加至5人；二是允許俱樂部在繼續使用中性名的基礎上，為所屬球隊冠名；三是有條件地接受俱樂部異地遷移。
總的來看，足協發布的大部分政策，目的是為職業球隊進一步“松綁”，為面臨生存困境的球隊，提供更多“活下去”的可能。
中超允許5外援出場
根據足協發布的三級聯賽俱樂部球員轉會注冊有關事宜，新賽季中超和中甲俱樂部第一個轉會窗口將在1月4日開啟。
比起“冬窗”開窗時間，外援登場人數的變化，更加引人注意。
新賽季，中超球隊單賽季累計可注冊外援數、可同時注冊外援數以及每場比賽最多可報名數沒有變化，仍然是7人、6人、5人，可同時出場外援數，從之前的4人增加到5人。
縱觀亞洲足壇，逐步放開外援名額是大勢所趨。亞冠聯賽早已施行“5+1”外援政策，即每隊可同時派出含1名“亞外”在內的6名外援同時出戰。2024-2025賽季，亞冠精英聯賽將完全取消外援注冊名額限制。
在此背景下，沙特聯賽、日職聯、K聯賽、泰超聯賽等，均放開了對外援注冊人數的限制。如果不做出改變，中超球隊難免會在亞冠賽場吃虧。
不過，足協并沒有放寬注冊外援人數的限制，能躋身亞冠的球隊，此前大多以5外援陣容征戰中超。因此放開外援出場人數，未必會明顯提升中超球隊在亞冠賽場的競爭力。但不論如何，中國足球還是邁出了與亞洲賽場接軌的一小步。
增加外援出場人數，受影響最大的還是國內賽事。多一名外援登場，意味著比賽的觀賞性和比賽質量都會有所提升。
“更好看”的賽事將吸引更多球迷，隨之而來的是商業價值的提升。“更殘酷”的競爭，也將激勵國內球員提升自身水平，以贏得更多出場機會。
上賽季，中超時隔三年恢復了主客場制，新建的多座專業球場為聯賽錦上添花。不過，大牌外援出走后，聯賽激烈程度和觀賞性的下降也飽受詬病。新的外援政策，或許能夠盡可能彌補這塊短板。
球隊冠名限制放開
與球員轉會注冊有關事宜同時發布的，還有《中國足球協會職業聯賽俱樂部和球隊名稱管理規定（試行）》，規定顯示，各俱樂部可在2024-2028賽季期間對所屬球隊進行冠名。
2020年底，三級聯賽開始“中性名”政策，宣告了企業冠名俱樂部時代的結束。如今，對贊助商冠名限制的放開，也并不完全等同于回到過去。
首先是命名規范的改變，冠名后俱樂部全稱應規范為“俱樂部全稱+所冠名稱+隊”，簡稱應規范為“俱樂部簡稱+所冠名稱+隊”。
之所以如此命名，是因為贊助商冠名的并非俱樂部，而是對其所屬的球隊。 相應地，各俱樂部在市場監督管理部門登記的名稱，仍須為“行政區劃+字號+‘足球俱樂部’+組織形式”的格式。
其次是冠名企業的限制。俱樂部所屬球隊不得接受俱樂部股東的字號、商號或者品牌的冠名，也就是說，只有俱樂部“母公司”之外的贊助商，才可以為球隊冠名。
在多家俱樂部面臨生存困境的情況下，開放球隊冠名，實際上是盡可能幫助有困難的俱樂部改善生存狀況。“為支持俱樂部更好發展，促進職業聯賽長期、穩定發展，規范俱樂部和球隊名稱使用情況，于是制定出臺了政策調整方案。”一位足協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透露。
有條件接受異地遷移
足協重新恢復俱樂部異地遷移的政策，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四川九牛。有消息稱，這支中超“升班馬”希望從四川遷到深圳。不過，這條新規也引發了不小的爭議。
2016年初，職業俱樂部不再被允許“跨注冊地轉讓”，其原因之一就是，異地遷移的球隊，給中國足球帶來的往往只有傷痛。
這其中，最著名的球隊當數已解散的北京人和。從上海到西安，從貴陽到北京，這支球隊走遍大江南北，非但沒有謀得更多球迷關注，反而落得“流浪者”的諢名。此外，大連毅騰也經歷過從大連到煙臺再到哈爾濱、紹興的“搬遷史”。
一支足球隊，往往具有很強的地域性和人文性。球隊在不同城市之間的遷移，極大傷害了屬地球迷的感情，對球隊和聯賽的穩定性十分不利。這也是當時“異地遷移”被禁止的重要原因。
與此同時，異地遷移又是面臨生存困境的俱樂部，謀求生存的重要渠道。畢竟，只有先“活下去”，才有資格談未來發展。
如何在這兩者間找到平衡？中國足協相關負責人表示：“中國足協還是堅持避免俱樂部隨投資者變更而在城市間頻繁遷轉、缺乏穩定依托的現象。所以，我們增加了一個俱樂部完成變更注冊會員協會后，原則上5年內不得再次申請變更的限制，希望俱樂部能夠相對穩定在一個城市，打造各級梯隊并培養球迷群體和球迷文化。”
